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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1.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积极影响:
1.冲破了世家大组垄断仕途的局面,遏制了士族势力的发展.
2.扩大了官吏的来源,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
3.提高了官吏的文化素质
4.对促进文化发展,尤其是唐诗的发展.
5.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有利于政局稳定.
6.影响深远,科举制度为后代历朝沿用.
7.有利于公平公正.
消极影响：
1.士人都关注于应付考试而忽略了实用知识.
2.同一批的进士结为朋党,朋党成为唐代后期政治黑暗的主要原因,加剧了唐朝的灭亡.
3.明清时,为了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者把科举定为八股取士,大大限制了人的思想,即中央不能选拔真材实料的人才,成为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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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除了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情形.
3.保证了专制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士人从政,为行政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4.也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
5.以严格考试作为选官方式,从最求公正公平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弊：
但是它的科目及内容,大都不出乎儒学经义的范围,特别是明清八股取士,被选拔的多是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意识的人.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选官方式,其实是一种将“天下英雄”诱入最高权力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中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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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举制度对文化具有影响的含义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官府经过定期举行的科目考试,根据成绩优劣来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是建立在皇权统治和职业知识官僚的基础上的,行政权利支配一切的“官本位”社会。政府官僚作为社会的最高层,不仅直接控制着国家行政、立法、司法、经济、军事等物质形态活动,而且控制或干预思想、教育、学术、宗教等意识形态活动;而全体政府官僚的活动又围绕着一个最后的中心――皇帝。官僚阶层选拔和任免都有一整套制度,不象西方国家的金字塔型社会,其统治阶层主要是领主分封制、世袭制。选拔官僚阶层的基本制度,就是代表皇帝举行的科举考试。科举制度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及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这漫长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中,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化家、史学家以及其他学问家,很少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作出其贡献的活动基础,跻身社会上层的。如果说,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是知识分子,那么中国无数代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从中国文化土壤中产生出来以后,又再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制度,其对中国的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科举制度对文化的积极影响
(一)科举的平民化效果对文化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1300多年,是中国古代用人选拔制度一次重大飞跃,其进步性体现在科举的平民化效果,即科举的开放性、公正性。
开放性是指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科举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考、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考生几乎没有身份、阶层、职业等限制,除了倡、优、隶、卒等“贱民”外其他人均可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对于录取名额的限制也是非常宽松的。科举的开放性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只要有真实水平,能够通过层层考试,即可登上“龙虎榜”,使广大下层民众有了入仕的机会,体现出一种平等精神。历史上如北宋中前期的欧阳修、范仲淹等都是贫寒家庭出身。范仲淹少年时更有“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宋史范仲淹传》)的苦难奋斗经历。明代的科学家徐光启,清代明臣孙嘉淦等人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科举考试,他们恐怕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为封建专制之下,关系和人情是第一位的,水平和能力是依据关系和人情来定的。
公正性是指在考试程序上的科学、公正。为了确保形式上的平等,科举取士本着“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原则,公开竞争,择优录取;为了确保这种竞争的公正,科举考试有着一整套详尽而又严密的规则,以防越轨行为。这种制度,几乎达到滴水不露的地步,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从理论上而言实现了文章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目的是使考生考出真实成绩,国家获得栋梁之才。
科举制在形式上的平等、公正创造出一个空前伟大的精神激励,给广大人民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杜绝一切人为的因素,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在考试面前一律平等。为草野寒竣人士开辟登进之途,增加了社会内部的流动性,消解了社会内部的张力,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选官的局面,适合于封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它能超越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并存在上千年的原因。有学者对近900名进士的一项研究看出,明清时代的一般进士来自于农村,就可以证明,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面向全民的,具有一定平等竞争性的选官取士制度。
(二)科举制度的平等、公正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官政治的成熟
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赞赏的记述中国的文官政治:“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的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科举制度保证了这个社会由知识分子统治,由此保证了官员的质量,避免了古代世界里大多数选官制度所具有的流弊――世袭官员熟悉政务;上级选官容易滋生腐-败;民选官不能保证被推举者的质量的弊端。其上下阶层的分子不断的合法对流,从而阻止了权利的世袭化,并带来社会的进步。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以至于西方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不仅使我国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更重要的是使中国的文官政治日益成熟,从而催生出了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英才,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而由于文官政治的成熟,把权利、财富、地位与学识结合起来,就造成了中华民族极端重视教育、刻苦勤奋读书的传统素质。利玛窦等西方人把古代中国看成是“文凭社会”,把秀才、举人、进士直接译为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名称,认为中国社会等级是由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来划分的,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明清时代一个穷秀才,即使一直考不取举人并且再也不考举人,他仍然是社会上受尊敬的一员,官府和富人也必须“以礼相待”。这一切使中国形成了尊师重道、勤奋读书的优良传统品质。
(三)科举制度对文化思想的凝聚整合起着重大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间未曾中断的持续下来,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古代文明所没有作到的,也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大体稳定的维持着疆域广大的统一形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特有的文官政治。文官政治造成了一个脱离家族利益、狭隘地域、脱离武装实力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的利益、活动都与中央集权直接联系;文官政治树立了一个与自身高度适应的社会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并通过文官选拔使之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进而传导向整个社会,形成一股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凝聚力。
把中央集权与儒生阶层和儒家思想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文官选拔,即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只有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使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自然的融合为一体,知识分子只有按照统治阶级规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才能获得功名、地位。以明代为例,考试内容除殿试只考一场时务策外,各级考试一般都考三常首场考制义(即八股文),第二场考经义、诗赋等,第三场考时务策。如果考生对《四书》、《五经》没有较高的背诵能力、思维理解能力和应变能力,没有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及写作水平,是不可能考取的。这一切,最必须的要求就是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耳濡目染,儒家精神深深的嵌入知识份子的头脑当中。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考试内容,强化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对于知识份子认识、了解、更深刻的研究儒家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知识份子为应试而浸于儒家经典之中,这样,儒家的立身行事的标准便潜移默化的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儒家思想也就自然成为了中国的传统意识,造就形成了中华民族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与价值。
同时由于科举造成的相对频繁的社会流动,儒家价值规范在各精英阶层的对流中得以广泛的认同与普及,于是造成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成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
(四)科举制度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传承
在科举考试制度下,功名、地位与权利的获取,是需要社会成员以获取这个社会的主流知识文化为基础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读书人数急剧上升,“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的《夜行》诗句,可以说是赵宋时代的写照。学习人数的上升也使中央官学、州县学、书院及各种私塾空前发展,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的提高,社会的文化覆盖面在科举制度下达到最为广泛的普及和提高,而国家和政府则可以很大程度上不必为实现文化教育的这种相对普及付出巨额教育经费。
科举考试是取士的制度,学校教育是养士的法则,选才有赖于育才,两者互为依靠,不可分割。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在普及文化的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财经压力,清末人士曾指出的“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各官所经营,仅书院数十区,率多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持久,无劳岁岁经营。”在农村,由于以士绅为首的宗族所拥有的相当数目的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部分贫富均可就读获得文化知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条龙,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这就使文化教育得到了较全面的普及。这样庞大的教育体系,几乎是将所有读书人尽收其中。同时因为用汉语文进行考试,导致学校教育也以汉语文为主,在中国广阔土地上,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对各民族之间使用不同方言的汉族之间共同使用汉语文,也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普及整合作用。
(五)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对于现代的启示
文官政治、其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以才学选拔人才而不以出身门第选拔人才的取向、保障教育目的得以实现的有利手段等等积极因素都是值得现代学习与借鉴的。16世纪以后,中国科举制度由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开始传入西方。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西方各国借鉴了中国科举考试“自荐入选,统一标准,择优录缺原则的合理性,发展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制度。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用考试选拔行政官。就如孙中山所说过的:“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文官选拔促成考试制度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现行欧美、日本等国的文官考试制度,都是在中国制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现在开始的公务员考试政策,就是对科举制的回归和升华。
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会使国家陷入丧失维持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境地,可能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文化断裂。所以要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延续考试制度,利用它的精华部分来达到文化的传承。目前学校教育中逐渐加大对传统经典文学的比例,就是对此的一项重大改革。
科举制度的一些有效的防止舞弊的形式手段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糊名制演变为现在的密封;锁院制,演变为现在出卷老师被隔离;座位榜,宋代创,即考前就排好座次,流传至今;誊录制,到现在演变为老师流水阅卷。且科举中的冒籍,类似今日之高考移民,当时就采取了分省取士的手段,这些对现今高考都有重要影响,同时,考试是一种比其它方式更客观公正的衡量人才、选拔人才的方式,以才学取士的原则对文化教育具有强有力的激励作用,形成全民教育的基矗合理利用科举制度的精髓,对于普及全民教育有很大影响,能更好的保障文化发展目标的实施。如近年来在实现普及英语及计算机知识的教育目的时,采取了大学生与专业技术人员须达到相应等级考试水平的方式,有利于整个社会对英语和计算机教育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