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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一个讽刺小说家，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都以讽刺出之。但是他的评价不像鲁迅那么刻薄，反而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长者，这或者要感谢他那北方人的忠厚气质。
梅花香自苦寒来。老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培养了勤俭节约的精神，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当他功成名就之后，仍然保持着勤俭的好习惯。一次，朋友邀请他参加一个舞会。舞会是一个隆重的场合，穿着自然要讲究一些，可是老舍只有两套灰布中山装，洗过几次后，就显得旧了，穿在身上像个清洁工。老舍就穿着这套衣服进了舞会，他对投来不解目光的朋友说：“对不起了，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
老舍已是中国的大文豪，但他依然那么的勤俭，那么的廉洁。
1979年11月30日，巴金开完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三次全国作代会后回沪。12月6日下午开始写《怀念老舍同志——随想录三十四》，15日下午改定。这是我读到的巴金写怀念友人文章中最长的一篇。巴金在文章中“赞老舍是‘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是‘伟大的爱国者’;为老舍‘文革’中被迫害惨死而痛苦、愤怒;说老舍‘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说他想起了老舍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中说了那么多话，不仅仅是为老舍，而是为一代知识分子。他在1980年3月6日给李健吾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怀念老舍的文章，为知识分子讲了两句话。我这样想：要实现四化，就离不了知识分子。一般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好的，老舍是一个代表人物。”
1934年12月，《论语》半月刊连载老舍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第九节，校样打出后，文尾尚余空白一处，老舍见状，遂提笔在空白处为自己的作品撰写广告一则，以为补白。老舍自撰的作品广告妙趣盎然，抄录如下：
《牛天赐传》是本小说，正在《论语》登载。
《老舍幽默诗文集》不是本小说，什么也不是。
《赶集》是本短篇小说集，并不去赶集。
《猫城记》是本小说，没有真事。
《离婚》是本小说，不提倡离婚。
《小坡的生日》是本童话，又不大像童话。
《二马》又是本小说，而且没有马。
《赵子曰》也是本小说。
《老张的哲学》是本小说，不是哲学。
1935年老舍又为其《樱海集》写了广告：《上任》写山大王拜访侦探长。
《牺牲》写美国式的牺牲法。
《柳屯的》写一种女权的膨胀。
《末一块钱》写都市的晚间，少年的末路。
《老年的浪漫》写为儿子娶还是为自己娶。
《毛毛虫》写新时代的一种咒诅。
《善人》从私生活上看一位女善人。
《邻居们》写不打不成相识。
《月牙儿》写一个穷女子的生活。
《阳光》写一个阔女子的生活。
中国文人为自家的作品撰写广告，老舍先生恐为第一人。
舒庆春，字舍予，现年40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3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27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34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40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比起徐志摩，同是“异乡人”的老舍遭遇可是天壤之别。他1924年受聘到亚非学院担任中文教师，薪资很低，更因伙食太差得了胃病。为了学好英文，老舍拚命念英文小说，开始感到“手痒”，来年便在3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上写成处女作“老张的哲学”。赵毅衡认为是伦敦把老舍逼上作家这条路的。
有趣的是，这位外表严肃的“京派作家”，很可能是“金瓶梅”英译版的催生者。赵毅衡发现，花了15年将“金瓶梅”翻成英文的怪杰埃杰顿，不但是老舍在伦敦的少数好友之一，还在序言中特别感谢老舍的“慷慨帮助”。还好老舍的回忆录从未提及此事，否则恐怕又会被红卫兵扣上“译淫书有辱国体”的罪名。
靠一位富有而善良的人的资助，老舍9+岁进了小学。老舍的小学同窗、后来的大学者罗常培形容他“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更是样样出色，成了校长最得意的弟子。所以他一毕业，才19岁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
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时写的。闲着就写点，老舍说只是“写着玩”。完稿后念给同在伦敦的许地山听，许地山笑得一塌糊涂，建议老舍寄到国内去。两三个月后郑振铎编的《小说月报》连载刊出。后来老舍又写了《赵子曰》，念给宁恩承听，他也笑得把盐当糖放到了茶里。
老舍在山东大学教书时，有一次演讲，说文艺作品中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大胖子。当时这句话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过了一周，一位西装革履、白白胖胖的“洋绅士”上台做学术报告，说着说着，话锋一转：“就我个人所知，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像猴儿子一样……”这位胖子就是当时的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梁实秋，而老舍正是脖子很细的瘦子。老舍没有卷入这次争端，斥之为“无聊”。
老舍在重庆北碚安家后，许多朋友前去看望，向胡?青询问北平沦陷后的情景。胡一次又一次讲述了北平沦陷后人民的苦难，这些真实的细节为老舍酝酿新作提供了详细的背景材料。1944年元旦，老舍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京为背景的百万字小说《四世同堂》。他说：“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老舍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夏天三面受阳光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老舍说：“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头昏。”头昏和常患疟疾，到年底才写完第一部30万字的《惶惑》。1945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写道：“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老舍的生活一直不富裕，他曾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字——‘饭’——给我时间与饭我能够写出较好的。”在抗战时的重庆尤甚，那时老舍特别关心好友吴组缃先生家养的一口小花猪。小猪病了，老舍建议吃药、发汗，又专程探病，不过养猪不是为了当做宠物，而是希望到了冬天大家都能分上几斤腊肉。老舍说那年月“猪比人还贵呀!”不过每逢有朋友来，老舍就不惜典当衣服买点酒菜。有一次卖了一套旧西装买了饭，碰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就顺便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一时传为笑谈。
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呆了3年半。老舍初到纽约，有一天碰上一位亲切、+殷勤的美国老人主动和他攀谈，并邀老舍一起散步，聊得颇为愉快。走到一家商店门前老人突然说要去取手表，手头不方便暂借50美金，回旅馆后立刻奉还。老舍不疑有诈，接过老头儿递过来的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就站在店门口苦等，过了好久不见老头儿出来，老舍心知不妙，冲进商店一看，老头儿早已从另一扇门溜走。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是几层破报纸包着一块砖头。老舍活灵活现地给朋友们讲了这段上当的经历，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