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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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编辑

公元960年建立宋朝时，未靠武力，而是和平禅让，将五代时后周的柴氏王朝，和平过渡为赵氏的宋朝。宋太祖接受唐朝武将节度使操纵国运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参与朝政的机会，实行文官统治。对外也少用武力，而以钱物捐助北方游牧民族，换得珍贵的百年和平。[4]

宋太祖采取抑武扬文、君臣共治，提高知识分子地位与责任感。因此，给后人印象似是国运不济，国力孱弱。先忍让于辽、金，后又退守江南称南宋，再100多年后又亡于蒙古族的元朝。[4]

其实，宋代也是中华民族古代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宋朝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领先的国家。汉朝虽比宋朝长了几十年，但穷兵黩武，经济文化的发展皆受到影响，比起同时期的欧洲罗马帝国，经济、文化皆大为逊色。[4]

经济空前发达编辑

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5]

历史教授杨渭生先生也认为：“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也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5]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响了世界。[6]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写道：“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当世界经济明显加速增长之际，中国却衰退了。”[4]

根据他的测算，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公元960年后(赵匡胤建立宋朝)，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宋末达600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仅为422美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1870年GDP人均530美元。由于内战，到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439美元，还赶不上宋代初的450美元。1952年达537美元，但仍低于宋末的600美元，而欧洲却达4963美元了。[7]

农业编辑

生产的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8]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8]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8]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 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9]

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9]

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9]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9]

修筑堤堰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10]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10]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10]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水稻的优良品种在北宋时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点是穗长、无芒、抗旱、早熟。它“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在江淮、两浙种植，后来又推广到北方。[10]

种植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北宋也有发展。[11]

从越南引进占城稻;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成为重要粮仓，民间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12]。

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11]

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比以前也有扩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广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种植，那里有许多“糖霜户”，专门种蔗制糖。[11]

南宋后期，印度木棉迅速向长江流域推广成为农业中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12]

扩大耕地面积

北宋农民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用各种办法扩大耕地面积。[13]

他们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开垦，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13]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北宋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明显超过唐代水平。[13]

佃农地位的变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两种形式：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14]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封建国家的税户。[14]

佃客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广大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于是封建隶属关系也就比较松弛了。[14]

土地兼并

南宋时土地兼并极其激烈。宋室南渡后，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将纷纷在南方掠夺土地，建置家业。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战乱兼并土地。再加上官商大贾采用以末求富、用本守之的办法，大量购买土地。从而掀起了兼并狂潮，使南宋土地集中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北宋。[15]

南宋土地兼并最明显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如南宋初期的大将张俊，每年收租米60万斛，淮东土豪张拐腿，每年收谷70万斛，以每亩收租一石计算，他们的田地都有六七十万亩。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的也迅速增多，因此南宋客户的比例超过北宋。[15]

南宋时期，地租仍是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但佃户所受地租剥削及额外负担，比北宋更苛重。特别是许多地区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比北宋严重，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很少有退佃的自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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