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longjiam.com--演讲稿】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上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她的面前说，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处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柴静：最最遥远的路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柴静讲述白岩松，最最遥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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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象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象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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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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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铮亮。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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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的风口浪尖上。有人说，说这些干嘛，就算没有风险，有什么意义。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1十1》，"多简单的名字，1十1=2，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十1=3."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斤之力来扭住的。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建设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撑。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岩松妈妈七十多岁了，我有次见她，老人家看我一会儿，说，老看你节目，别让你妈担心。然后说，"我天天看电视，也替岩松揪着心。"这话我听了心里挺难受，所以有时候也想劝劝他。他就一句话，"有人在前头，你们也好走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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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
他曾经以年青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我们不多交谈，只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他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以他的资历，他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
柴静语录：
★记者不仅是我的职业身份，做新闻也是我生存的一种方式，记者的天职就是调查事实的真相。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艰难的道路，一个记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须在这个职业当中恪尽职守。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类的心灵需要互相帮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当通过提问将心灵的细节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你不帮助他，你可能也会孤立无援。传播的力量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渗透下去，然后才能生长出新的叶子。
★以前，做电台的时候，我喜欢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艺和情绪的字眼，而2000年接近25岁的时候，我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现在是时候该蹲下来观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观察它们的湿度、密度、结构、流向和探究为什么这样流向的原因。我庆幸，在迈入成年的门槛时，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假如没有对人的真正的关切，就不能成为记者；假如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关切，而不是对问题的求解上，就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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