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所了解的倪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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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晚，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惊闻倪志福同志逝世。夜不能寐，命笔成篇，以寄哀思。

1976年前，我并不认识倪志福。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临危受命，治理上海。当时，我是苏振华的秘书，随同前往。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与倪志福有了零距离的接触，他的一些事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改革开放后，我还多次专程看望、访问倪志福，更加深了对他的认识与了解。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1979年春节，由于上海工作繁忙，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随同工作人员，谁也不能离开。为了关心同志，调动工作积极性，经苏振华提议，在京随同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家属，可乘海军便机去上海探亲。除夕之夜，苏、倪、彭三位领导，自掏腰包请驻地厨师买菜，烹饪设宴，款待工作人员和探亲家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解放的领导同志，迫切希望来上海考察，了解“四人帮”经营10年的“老巢”在粉碎“四人帮”后对中央清查“四人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情况，清查“四人帮”余党情况，新市委治理上海取得的成绩，等等。这些同志来到上海后，多数都由苏、倪、彭三位领导亲自接待，设便宴相待。便宴开支，也都是由三位领导同志自掏腰包。

倪志福有个特殊情况，他是劳动模范出身，当时虽在北京市委工作，但他拿的还是劳模工资，突增这些开支不免囊中羞涩。我看在眼中，急在心里，向苏振华建议，是否应给倪志福一点生活补贴。苏振华也认为我的建议有一定道理。此事倪志福得悉后，坚决予以拒绝。他说，我们是受中央委派来上海工作的，一切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作出榜样。打铁必须自身硬，才能服人。这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也是劳动模范艰苦朴素的本色。

改革开放后，我多次去看望和访问倪志福，每当谈起这些，他常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上有的人用公款挥霍，吃喝玩乐，实在是自毁党的光荣传统。当年，我们在上海工作，拿的是原单位的工资，没有动用上海一分钱，这种优良传统现在还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认真办事，对历史负责

刚进驻上海时，苏、倪、彭三位领导同志为了全面了解情况，让我联系先期在上海调查研究的新华总社的某军事记者（因我原是新华社军事记者），请他来介绍情况。因此，这位军事记者以后就列席了上海新市委的许多重要会议，对市委贯彻中央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方针政策和市委采取的治理上海的重大措施，应该是很了解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位记者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写了一本书《重大历史亲历》，在“春归”一节中，写了上海市委在粉碎“四人帮”后对“四人帮”余党的清查有点“温”，对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有点“慢”，而且说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上海市委书记周纯麟有看法。

倪志福看到书后，马上给我打电话，问我看了这本书没有，并要我找这位将军记者，转告他的意见。倪志福说，该书作者对当时的情况是了解的，周纯麟过去是受“四人帮”压制和打击迫害的，市委对他是充分信任和依靠的，他和市委的看法更是完全一致的。市委的做法是报经中央同意的，市委书记和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完全符合当时上海的实际情况，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上海广大群众甚至包括那些受到审查的人，都非常赞赏上海市委的做法，认为做到了“准稳狠”，扩大了教育面，缩小了打击面，一直到运动结束，都没有什么反复。所有这些，当时我们就告诉了作者，或者准许作者列席了市委的会议，希望作者对历史的评价采取认真负责和慎重的态度。

当我把倪志福的这些意见告诉作者时，作者说：“虚心接受志福同志的意见。所以那样写，是后来的考虑，当时上海市委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倪志福知道作者的答复后，说，书已出版了，影响也传出去了，这不好。他还指出了该书一些事实的失误。他说，现在有的人写书突出个人，吹自己。最近，全国总工会请李维汉同志作报告，李维汉同志说，写书、写回忆录，要几个人一起写，不要突出个人，个人总会有片面性，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如实地反映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倪志福说，他完全同意李维汉同志的意见。《重大历史亲历》一书，就是突出作者自己，宣传自己，这是不好的。倪志福还建议把我们写的《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一书，送给《重大历史亲历》的作者，让他从中看到写书要以严肃的态度，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

学习光荣传统，发扬光荣传统

在我访问倪志福时，他告诉我：曾有记者采访时问他，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健在的已经很少了，你为什么能一直在位。倪志福说，我现在人老了，身体也不好，两次手术捡回来一条命，跟你谈话，都讲实话、真话。我原来是搞技术的，不懂政治。40岁进政治局，先在北京、上海任市委书记，在全国总工会干了15年工会主席，在天津干了3年多市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干了两届10年副委员长，有人说周总理是我的引路人，我说周总理是我的领导。在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位老红军，一位是吴德，一位是苏振华。任北京市委书记时周总理跟我谈话，要我向吴德同志学习，我甘愿当他的助手。到了上海，苏振华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做到了无话不谈。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在我后来的工作岗位上，我就是学着他们的光荣传统，照着他们的样子干的，而且把它发扬光大。

在谈到他从苏振华的人品、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中学到了什么时，倪志福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

首先他学到了苏振华认真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结合自己工作地区的实际，融会贯通，坚决贯彻执行的本领。倪志福说，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倪志福谈到他们临危受命接管上海时说，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在“四人帮”余党眼里，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宫廷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当时的形势确实危急，“四人帮”余党要跟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文化大革命”中压下去的一派头头要搞串连，企图东山再起；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粉碎“四人帮”，涌上街头，游行示威，急需引导；一些流氓地痞趁机捣乱。哪一个环节处理不好，都可能出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的方针就是两句话：“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怎样把这两句话变成上海的现实呢？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的，苏振华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这些经验都有利于苏振华对中央方针的深刻领会，苏振华领导我们制定了打好这一仗的战略部署，一步步打开局面，先以“四人帮”余党控制上海市委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突破口，把那些参与武装叛乱，跳得很高，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进行隔离审查，把“四人帮”余党控制的市委常委，以开常委会的名义召集在一起，让他们自己交代，互相揭发。再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苏振华又与南京军区主要领导及驻沪三军的负责人商量，要求他们加强戒备，特别是江、浙一线要高度警惕，防止“四人帮”余党贼心不死，狗急跳墙，要求警备区把与武装叛乱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机关。要求他们协助中央工作组，重点保证上海不出乱子。与此同时，又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这样，到1977年10月，就把“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篡党夺权，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等罪行基本查清，稳定了局势。倪志福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从苏振华身上学到了把中央指示与本地区实际结合，完成本地区工作任务的本领。 　　其次，苏振华民主作风好，为人厚道，遇事跟大家商量，集思广益，能够团结一班人发挥团队作用，对自己影响也很大。李先念说，这次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要靠苏振华去牵头，靠他去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就是对苏振华这种品质的充分肯定。倪志福满怀深情地说，在受命接管上海时，中央就明确告诉我们，苏振华和我在稳定上海局势解决问题后，还是要回到北京工作的。倪志福回忆，当时苏振华就跟他商量，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上海人民，特别是要依靠那些受“四人帮”打击迫害，又十分了解上海情况，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因此，苏振华要他抓紧时间，咨询中央和国务院熟悉上海情况的领导同志，请他们推荐仍在上海却靠边的老同志。于是，他找到了谷牧，谷牧推荐了原华东局的韩哲一、原上海市委的王一平、杨西光等人。因此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了韩哲一、王一平等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在组建新市委时，就吸收他们担任了常委、市委书记。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苏振华都能倾听大家的意见，发挥各自所长，一经商定，他全面负责，分头去办。应该说，当时参加上海新市委工作的都是各方面的专家，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外，像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原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原驻外使节赵行志，还有陈锦华、车文仪、毛联珏等，都是经济、公安、干部、宣教文卫等方面的行家，他们都能在一个方面打开局面，大家心情舒畅，同心协力，很快使上海工作改变了面貌。比如，在“文革”期间，上海受打击迫害的干部有10多万人，在苏振华领导和倪志福、彭冲的协助下，发挥王一平的作用，到1978年底，上海全市已复查干部9万余人，占应复查干部总数的86.5%，经过复查的人，基本上都作了妥善安排，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心情舒畅地发挥着积极作用。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应该说进度是很快的。不仅如此，对工作组中的优秀年轻干部，从上海今后工作着想，苏振华提出应留一些在上海工作。例如陈锦华，苏振华就让倪志福和钱之光商量，让陈锦华留在上海。苏振华多次跟倪志福谈过，上海市委这个班子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生活中，互相配合得最好，发挥集体智慧最得心应手的领导班子之一。彭冲也说，过去与苏振华没有接触过，在上海共事时间不算长，但印象却很深。同苏振华工作很好相处，彼此间很融洽，重大问题意见一致。苏振华很能团结人，对“一班人”工作很放手。倪志福说，彭冲同志的体会说明振华同志民主作风的品质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市委一班人都是有影响的。

第三，苏振华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传统作风对自己影响很大。倪志福说，苏振华办事总是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为将来接替他到上海工作的人打下良好的基础。就说宝钢建设吧，1977年春节期间，苏振华去看望了上海几家钢铁厂坚持生产的干部和职工，发现上海要发展钢铁工业遇到的严峻困难是缺铁。每年缺铁300万吨，依靠外地调入，又受交通条件限制，而且造成能源交通的严重浪费。苏便与倪志福、彭冲商量，经市委研究，提出设想新建两座容积为2500立方米的高炉，并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于是经过对国际发展钢铁工业先进经验和大型钢铁厂的考察，决定以解决上海长期缺铁为契机，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冶金技术水平，促进全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厂，即宝山钢铁厂。1977年冬，苏振华与倪志福、彭冲，就宝钢选址问题，亲自考察了乍浦、月浦和盛桥，以后又踏勘了金山、浏河，最后同意月浦的方案。因为乍浦地处杭州湾，潮差大，风大浪高流急，需建大型防浪堤，工程量大，建设周期长，而且与上海原有几个主要钢铁厂相距较远，衔接协作不方便，不如月浦、盛桥有利。月浦和盛桥场地相邻，同处长江沿岸，条件基本相同。而且月浦有占地3150亩的旧机场可以利用，可少占农田，少拆迁农户，更有利于建厂。1978年1月，苏振华又请海军东海舰队调驱逐舰到上海，由他和倪志福、彭冲陪同国家计委、冶金部等部门的负责人及专家，考察长江口航道，勘察宁波北仑港地形。北仑港是建设宝钢的配套工程，拟在这里建设一座10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使满载进口矿石的海轮，在此转载后转至宝钢原料码头。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规划方案，对外谈判，择址勘察，施工准备，宝山钢铁厂于1978年12月正式动工兴建。后来有人传言说，兴建宝钢，没有论证，不科学，是盲目上马。倪志福说，这种传言是不对的。后来邓小平在宝钢点火时就断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多年后宝钢负责人在获奖时对倪志福说，宝钢有今天，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的基础。倪志福回答说：有你们这句话，对我们是个安慰，说明当时我们建宝钢没有错。倪志福说，在宝钢建设的全过程中，苏振华那种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情，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从心底里佩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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