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写作启示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作为永州本地人的笔者,深知《永州八记》成功的关键不在景致,而是事在人“彰”,即所谓“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宗元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可以说,《永州八记》(以下简称《八记》)是柳宗元写作建构的杰作,堪为今天写作教学与指导的借鉴蓝本。

　　一+景的表现:写实与写意的统一

　　1+写实。柳宗元《八记》写景的“写实”表现主要有二:一是景点定位切实。柳宗元在《八记》中对相关景点位置及其相互距离、顺序、线路的表达呈现准确,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的方位启导,“过湘江,缘染溪”的路线指引。此外,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位置和游踪的交代都十分清晰而确切。选择永久性的醒目标志做参照,从而给予各个景点时空双维定位,这正是《八记》“写实”的成功要诀所在。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以法华寺、潇水和冉溪作参照,《钴潭记》以“泉流”和“鱼梁”为标识,等等。二是景物特性鲜明。《小石城山记》写造物主钟灵于石,表现了石之“瑰玮”,体现了+“我”之石性。《钴潭记》循环往复,中间石观点缀,意趣无穷。《钴潭西小丘记》平淡是真,小丘――买丘――辟刈――游赏,其间最见功力。《石渠记》则“石渠幽然有声,石泓澄然以清,石潭渊然以深。”《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山水奇致尽在尺幅之内,不写尽佳境,但见笔墨悠长。而在此过程中,《八记》山水特征无不凸显:西山高峻怪特,小石潭水清石奇,小丘周延精巧,袁家渴水绕山环,石涧“亘石为底”,小石城山天然传神等,无不个性焕发,给人以鲜明而独特的印象。

　　2+写意。如果说《八记》“写实”追求的是“形似”,那在此基础之上的“写意”追求的则是“神似”。《八记》的“写意”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以意为主,凭意造景。柳宗元带着较为强烈的主观情意去观察景物,捕捉和选择物象,使客观物景染上了明显的主观色彩,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的西山、小石潭等。(2)情随景迁,见景生意。柳宗元出游后遇到某种特定的景物,忽有所悟而感受大发,从而达成意与景的交融,如《钴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等。(3)寓情于景,物我合一。柳宗元把自己的情绪、好恶和品质等,较隐蔽地注入景物之中,处处写景,又句句关情,情与景水乳交融,如《石渠记》、《石涧记》等。以西山为例,它本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山,但柳宗元从西山身上照见了“自我”后,反过来又把“自我”融入对西山的描述,从而达成了更高层面的艺术“写意”。于是,《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西山翘首天外,在此柳宗元的孤傲、正直便异化为西山的奇特、挺拔或雄伟。总之,柳宗元在《八记》中通过+“写意”融注了“自我”情怀:悲愤精神和崇高品格等,《八记》山水由此而被赋予了生命和灵气。

　　纵观《八记》,其描摹物态,主要目的是表现“自我”(即“意”);其抒发积悃,主要方式是借景物进行寄寓。这样虚实相生,便达成了“写实”与“写意”的和谐与统一。

　　二+情的抒发:自嘲与自恋的统一

　　1+自嘲。柳宗元在《八愚诗序》中自称“愚者”,并以此自嘲与解嘲。其实,这种自嘲理念和解嘲方式在《八记》之中也是一以贯之的,《八记》山光水色之中几乎无处不游弋、闪动着柳宗元“被弃”的身影或心思。钴潭西小丘“货而不售”,柳宗元“怜而售之”;小石潭“以其境过清”,“乃记之而去”;石渠“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小石城山惜之“列是夷狄”,遂感慨其“更千百年不得一售与其伎”。他弃“我”取,被弃的苦痛、无奈和彷徨在文中依稀可见,这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期不幸遭遇和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与艺术反映。言“弃”其实是柳宗元“文墨自慰”的一种特殊方式,柳宗元将“被弃”山水和“自我”思想有机统一,或自嘲,或解嘲。可见,柳宗元在《八记》中的“自我”形象转换为“弃者”,《八记》山水成为“弃者”自嘲与解嘲的表现中介。

　　2+自恋。“愚”从正面看,兼有坚持正义的内涵和讽喻时弊的功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愚者”是柳宗元智慧的载体;而“弃”则是柳宗元不幸生活遭遇和百折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在深层意义上,“弃者”是柳宗元“独钓寒江”人格之精魂。这样“愚者”、“弃者”也就成了柳宗元在《八记》中聊以“自恋”的资质,并成就了柳宗元在《八记》中顽强的“自恋”意趣。“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与西山解融为一体,所以在此夸西山即美“自我”。“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小石潭中的鱼与“我”的意趣相通,在此柳宗元“恋”鱼即“自恋”。这样,在柳宗元的视阀里,湘江、愚溪、小石潭潋滟的波光下和清滢的水流中,+生生不息的便是对这种或“愚”或“弃”的偏爱与执着。而《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西小丘记》、《石渠记》等篇中,柳宗元则不仅是自然美的观赏者,还是自然美的改善者或者说缔造者,他对修缮后深深打上其身心烙印的《八记》山水孤芳自赏,这是柳宗元“自恋”的又一演绎方式和表达形态。这样,柳宗元在《八记》中将“弃者”的常态与智者的超常态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超凡脱俗的“自恋”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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