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语文上册课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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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对于课文，同学们可以提前进行阅读。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初二语文上册课文原文，欢迎各位阅读，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帮助。

　　那个早晨，五个红军决定要偷袭这座桥。他们必须先爬过一块不很大的方场。方场上散布着几辆烧毁了的坦克和铁甲车，有德国人的，也有我们的。只有一棵树还没倒下，好像有一双魔手把它的上半身削去了，单留着一人高的下半截。

　　在方场的中央，我们那五个人被对岸敌人的迫击炮火赶上了。在炮火下，他们伏在地上有半小时之久。最后，炮火稀了一点儿，两个轻伤的抱着两个重伤的爬了回来。那第五个已经死了，躺在方场上。

　　关于这位死者，我们在连部的花名册上知道他叫契柯拉耶夫，19日早上战死于贝尔格莱德的萨伐河岸。

　　红军的偷袭企图一定把德国人吓坏了，他们老是用迫击炮轰击方场和附近的街道，整整一天，只有短短的几次间歇。

　　连长得到命令，要他在第二天拂晓攻占那座桥。因此他说，这时候不必去搬回契柯拉耶夫的尸首，等明天攻下桥后再埋葬他吧。

　　德国人的炮火一直轰到太阳落山。

　　方场的一边，离其他的房屋几步的地方，高高地耸立着一堆瓦砾，它的本来面目简直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谁也不会想到，这里还有人住着。

　　然而，在这堆瓦砾下边的地窖里，有一个叫做玛利·育乞西的老妇人住在那里。砖瓦半掩着的一个黑洞就是那地窖的入口。

　　老妇人育乞西本来住在那座房屋的第二层，这是她的死了的男人守桥的更夫留给她的。第二层被炮火轰毁了，她就搬到楼下去住，住在楼下的人早已搬得一个不剩了。后来楼下也毁了，老妇人才搬到地窖里去住。

　　19日是她住进地窖去的第四天。这天早上，她明明白白看见五个红军爬到了方场上，方场和她之间只隔着一道扭曲了的铁栏杆。她看见德国人的炮口对准了这五个红军，炮弹纷纷在他们周围爆炸。她从地窖里爬出来，想招呼那五个红军到她那里去她认定，她自己住的地方比较安全，然而她刚爬出一半，一颗炮弹落在近旁炸开了。老妇人被这一震，耳朵也聋了，脑袋碰在墙上，失去了知觉。

　　她醒来的时候再朝那边看，五个红军只有一个留在方场上。这个红军侧着身子躺着，一只手臂张开，另一只手臂枕在脑袋下面，好像想躺得舒服一点儿。老妇人叫了他几次都没有回答，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德国人又开炮了，炮弹在这小小的方场上炸开了，黑色的泥土直翻起来，柱子似的。碎片把那些剩下来的树木的枝条都削去了。那个苏联人孤零零地躺在那毫无遮掩的方场上，一只手臂枕在脑袋下面，周围是炸弯了的铁器和炸焦了的树木。

　　老玛利·育乞西看着那战死的兵，看了很久，她很想把这件事告诉什么人。可是附近一带，不用说人，连一个活东西都没有，甚至陪伴她在地窖里过了四天的那一只猫也被刚才炸起来的砖石碎片砸死了。老妇人想了半天，然后，伸手在她那惟一的衣袋里摸出件什么东西来，揣在怀里，慢慢地爬出了地窖。

　　她不会匍匐前进，也不能快跑。她干脆直着身子，一摇一摆，慢慢地向方场上走去。一段还没有炸断的铁栏杆拦在她前面，她也不打算跨过去。她太衰老了，跨不过去，因此慢慢地绕过了那段铁栏杆，走进了方场。

　　德国人还在轰击，可是没有一颗炮弹打在老妇人的近旁。

　　她穿过方场，到了那战死的苏联士兵身边，她用力把那尸身翻过来。看见他的面孔了，很年轻，很苍白。她轻轻理好了他的头发，又费了很大的劲把他那一双早已僵硬了的手臂弯过来，交*地覆在他的胸前。然后，她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德国人还在开炮，可是跟先前一样，那些炮弹落得离老人很远。

　　这样，她坐在那里，静静地，一小时，也许两小时。

　　天气很冷，四下里很静，除了炮弹的炸裂声外，没有任何其他声音。

　　她终于站了起来，离开了那死者。走了不多几步，她马上找到她要的东西了：一个大的炮弹坑。这是几天之前炸出来的，现在，那坑里已经积了些水。

　　老妇人跪在那坑里，用手掌舀出那些水。舀几下，她就得休息一会儿。到底，她把坑里的水全舀干了。于是她回到那死者旁边，两手抄在死者的腋窝下，把他拖走。

　　路并不远，一共不到十步，可是她太衰老了，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三次。最后，她总算把死者拖到了弹坑里。她已经精疲力竭了，又坐在那里休息了好久，也许有一小时。

　　德国人的炮火没有停止过，可是炮弹仍旧落在离老妇人很远的地方。

　　休息够了，老妇人跪到死者旁边，用手在死者身上画了十字，又吻了死者的嘴唇和前额。

　　然后，她双手捧起弹坑四周的浮土(浮土有这么多)，一捧一捧慢慢地放在死者身上。不久死者已经完全被泥土盖住了。老妇人还没有满意。她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坟堆。又休息了一会，她又捧起土来继续盖上去。几小时的工夫，她一捧又一捧，竟然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

　　德国人的炮还在轰击，但是，和先前一样，炮弹落下的地方都离老妇人很远。

　　做好了坟堆后，老妇人就从她那黑色的大围巾底下，摸出她离开地窖的时候揣在怀里的东西，这是一支大蜡烛，是45年前她结婚的喜烛，她一直舍不得用，珍藏到今天。

　　她又在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火柴来。她把那大蜡烛插到坟堆的顶上，点了起来。这晚上没有风，蜡烛的火焰向上直升，一点也不摇晃。老妇人对着这烛光，坐在坟边，一动也不动，两臂交*抱在胸前，披着那黑色的大围巾。

　　炮弹爆炸的当儿，蜡烛的火焰不过抖了一下。但是有好几次，炮弹落得相当近，蜡烛被爆炸的风吹灭了，有一次，竟给震倒了。老妇人就取出火柴来，很耐心地再把蜡烛点燃。

　　天快要亮了。蜡烛也快要燃尽了。老妇人在地上到处找，终于找到了一小片带锈的洋铁。她用瘦弱的手指使劲把这片洋铁弯成了半圆，插在蜡烛旁边的泥土中，作为挡风的屏障。布置好了，她站起身来，仍旧慢慢地穿过方场，绕过那一段没有倒下的铁栏杆，回到地窖里去了。

　　拂晓前，契柯拉耶夫所属的那一连红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直奔方场，占领了那座桥。

　　隔了一两个小时，天色已经大亮。红军的坦克紧跟着步兵过桥去了。战斗在河的对岸进行着，再没有炮弹落在方场上了。

　　这时候，连长派了几个士兵去找契柯拉耶夫的尸身，打算把他和今天早上战死的战士一同埋葬。

　　那几个士兵到处找契柯拉耶夫的尸身可是找不着。突然，有一个士兵吃惊地大声叫了起来。

　　“看呀!”那红军说。

　　大家都朝他指点的方向看。

　　在已经被破坏的铁栏杆附近，耸立着一个小小的坟堆。一支蜡烛，旁边还有生锈的洋铁片给它挡住了风，在坟堆上闪耀着柔和的火焰。蜡烛快点完了，烛芯快给蜡泪淹没了，但是那一朵小火花依然在闪烁。

　　站在坟旁的红军士兵们立刻脱下了帽子。他们围着坟堆，静默地站着，看着这渐渐暗淡下去的烛光。

　　这时候，一个披着黑色大围巾的高身材的老妇人走近来了。她默默地走过那些红军身边，在坟旁跪下，从黑色的大围巾底下取出又一支蜡烛来。这一支和坟上的快点完的那一支一模一样，显然是一对。老妇人蹲下身去拾起那蜡烛头，把那新的一支点着，插在那老地方。她站起来的时候，行动很困难，离她最近的红军士兵小心地把她扶了起来。

　　即使在这个当儿，老妇人也没有说话，她不过抬起眼睛来，朝这些脱了帽的肃立着的人们看了一眼，十分庄严地对他们深深一鞠躬；然后，把她的黑色大围巾拉直了，颤巍巍地走了。没有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那蜡烛和那些士兵。

　　红军士兵们目送着她走远了。他们小声地谈论着，似乎怕惊扰那肃穆的空气，他们穿过方场，走过桥，赶上他们的连队，投入战斗。

　　在炮火烧焦了的土地上，在炸弯了的铁器和烧死了的树木中间，那位南斯拉夫母亲的惟一珍爱的东西她的结婚的花烛还是明晃晃地点在一个苏联青年的坟头。

　　这一点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将永远燃着，正像一个母亲的眼泪，正像一个儿子的英勇，那样永垂不朽。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

　　我们家的台阶有三级，用三块青石板铺成。那石板多年前由父亲从山上背下来，每块大约有三百来斤重。那个石匠笑着为父亲托在肩膀上，说是能一口气背到家，不收石料钱。结果父亲一下子背了三趟，还没觉得花了太大的力气。只是那一来一去的许多山路，磨破了他一双麻筋草鞋，父亲感到太可惜。

　　那石板没经石匠光面，就铺在家门口。多年来，风吹雨淋，人踩牛踏，终于光滑了些，但磨不平那一颗颗硬币大的小凹。台阶上积了水时，从堂里望出去，有许多小亮点。天若放晴，穿堂风一吹，青石板比泥地干得快，父亲又用竹丝扫把扫了，石板上青幽幽的，宽敞阴凉，由不得人不去坐一坐，躺一躺。

　　母亲坐在门槛上干活，我就被安置在青石板上。母亲说我那时好乖，我乖得坐坐就知道趴下来，用手指抓青石板，划出细细的沙沙声，我就痴痴地笑。我流着一大串涎水，张嘴在青石板上啃，结果啃了一嘴泥沫子。再大些，我就喜欢站在那条青石门槛上往台阶上跳。先是跳一级台阶，蹦、蹦、蹦!后来，我就跳二级台阶，蹦、蹦!再后来，我跳三级台阶，蹦!又觉得从上往下跳没意思，便调了个头，从下往上跳，啪、啪、啪!后来，又跳二级，啪、啪!再后来，又跳三级，啪!我想一步跳到门槛上，但摔了一大跤。父亲拍拍我后脑勺说，这样是会吃苦头的!

　　父亲的个子高，他觉得坐在台阶上很舒服。父亲把屁股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两只脚板就搁在最低的一级。他的脚板宽大，裂着许多干沟，沟里嵌着沙子和泥土。父亲的这双脚是洗不干净的，他一般都去里洗，拖着一双湿了的草鞋唿嗒唿嗒地走回来。大概到了过年，父亲才在家里洗一次脚。那天，母亲就特别高兴，亲自为他端了一大木盆水。盆水冒着热气，父亲就坐在台阶上很耐心地洗。因为沙子多的缘故，父亲要了个板刷刷拉刷拉地刷。后来父亲的脚终于洗好了，终于洗出了脚的本色，却也是黄几几的，是泥土的颜色。我为他倒水，倒出的是一盆泥浆，木盆底上还积了一层沙。父亲说洗了一次干净的脚，觉得这脚轻飘飘的没着落，踏在最硬实的青石板上也像踩在棉花上似的。

　　我们家的台阶低!

　　父亲又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感叹。这句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

　　在我们家乡，住家门口总有台阶，高低不尽相同，从二三级到十几级的都有。家乡地势低，屋基做高些，不大容易进水。另外还有一说，台阶高，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乡邻们在一起常常戏称：你们家的台阶高!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家有地位啊。

　　父亲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没人说过他有地位，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但他日夜盼着，准备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

　　父亲的准备是十分漫长的。他今天从地里捡回一块砖，明天可能又捡进一片瓦，再就是往一个黑瓦罐里塞角票。虽然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但他做得很认真。

　　于是，一年中他七个月种田，四个月去山里砍柴，半个月在大溪滩上捡屋基卵石，剩下半个月用来过年、编草鞋。

　　大热天父亲挑一担谷子回来，身上着一片大汗，顾不得揩一把，就往门口的台阶上一坐。他开始“磨刀”。“磨刀”就是过烟瘾。烟吃饱了，“刀”快，活做得去。

　　台阶旁栽着一棵桃树，桃树为台阶遮出一片绿阴。父亲坐在绿阴里，能看见别人家高高的台阶，那里栽着几棵柳树，柳树枝老是摇来摇去，却摇不散父亲那专注的目光。这时，一片片旱烟雾在父亲头上飘来飘去。

　　父亲磨好了“刀”。去烟灰时，把烟枪的铜盏对着青石板嘎嘎地敲一敲，就匆忙地下田去。

　　冬天，晚稻收仓了，春花也种下地，父亲穿着草鞋去山里砍柴。他砍柴一为家烧，二为卖钱，一元一担。父亲一天砍一担半，得一元五角。那时我不知道山有多远，只知道鸡叫三遍时父亲出发，黄昏贴近家门口时归来，把柴靠在墙根上，很疲倦地坐在台阶上，把已经磨穿了底的草鞋脱下来，垒在门墙边。一个冬天下来，破草鞋堆得超过了台阶。

　　父亲就是这样准备了大半辈子。塞角票的瓦罐满了几次，门口空地上鹅卵石堆得小山般高。他终于觉得可以造屋了，便选定一个日子，破土动工。

　　造屋的那些日子，父亲很兴奋。白天，他陪请来的匠人一起干，晚上他一个人搬砖头、担泥、筹划材料，干到半夜。睡下三四个钟头，他又起床安排第二天的活。我担心父亲有一天会垮下来。然而，父亲的精力却很旺盛，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屋场上从这头走到那头，给这个递一支烟，又为那个送一杯茶。终于，屋顶的最后一片瓦也盖上了。

　　接着开始造台阶。

　　那天早上父亲天没亮就起了床，我听着父亲的脚步声很轻地响进院子里去。我起来时，父亲已在新屋门口踏黄泥。黄泥是用来砌缝的，这种黏性很强的黄泥掺上一些石灰水豆浆水，砌出的缝铁老鼠也钻不开。那时已经是深秋，露水很大，雾也很大，父亲浮在雾里。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晃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儿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

　　等泥水匠和两个助工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把满满一黄泥踏好。那黄泥加了石灰和豆浆，颜色似玉米面，红中透着白，上面冒着几个水泡，被早晨的阳光照着，亮亮的，红得很耀眼。

　　父亲从老屋里拿出四颗大鞭炮，他居然不敢放，让我来。我把火一点，呼一声，鞭炮蹿上了高空，稍停顿一下便掉下来，在即将落地的瞬间，啪那条红色的纸棍便被炸得粉碎。许多纸筒落在父亲的头上肩膀上，父亲的两手没处放似的，抄着不是，贴在胯骨上也不是。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光在望他，就尽力把胸挺得高些，无奈，他的背是驼惯了的，胸无法挺得高。因而，父亲明明该高兴，却露出些尴尬的笑。

　　不知怎么回事，我也偏偏在这让人高兴的瞬间发现，父亲老了。糟糕的是，父亲却没真正觉得他自己老，他仍然和我们一起去撬老屋门口那三块青石板，父亲边撬边和泥水匠争论那石板到底多重。泥水匠说大约有三百五十斤吧，父亲说不到三百斤。我亲眼看到父亲在用手去托青石板时腰闪了一下。我就不让他抬，他坚持要抬。抬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按着腰。

　　三块青石板作为新台阶的基石被砌进去了。父亲曾摸着其中一块的那个小凹惊异地说，想不到这么深了，怪不得我的烟枪已经用旧了三根呢。

　　新台阶砌好了，九级，正好比老台阶高出两倍。新台阶很气派，全部用水泥抹的面，泥瓦匠也很用心，面抹得很光。父亲按照要求，每天在上面浇一遍水。隔天，父亲就用手去按一按台阶，说硬了硬了。再隔几天，他又用细木棍去敲了敲，说实了实了。又隔了几天，他整个人走到台阶上去，把他的大脚板在每个部位都踩了踩，说全冻牢了。

　　于是，我们的家就搬进新屋里去。于是，父亲和我们就在新台阶上进进出出。搬进新屋的那天，我真想从台阶上面往下跳一遍，再从下往上跳一遍。然而，父亲叮嘱说，泥瓦匠交代，还没怎么大牢呢，小心些才是。其实，我也不想跳。我已经是大人了。

　　而父亲自己却熬不住，当天就坐在台阶上抽烟。他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他抽了一筒，举起烟枪往台阶上磕烟灰，磕了一下，感觉手有些不对劲，便猛然愣住。他忽然醒悟，台阶是水泥抹的面，不经磕。于是，他就憋住了不磕。

　　正好那会儿有人从门口走过，见到父亲就打招呼说，晌午饭吃过了吗?父亲回答没吃过。其实他是吃过了，父亲不知怎么就回答错了。第二次他再坐台阶上时就比上次低了一级，他总觉得坐太高了和人打招呼有些不自在。然而，低了一级他还是不自在，便一级级地往下挪，挪到最低一级，他又觉得太低了，干脆就坐到门槛上去。但门槛是母亲的位置。农村里有这么个风俗，大庭广众之下，夫妇俩从不合坐一条板凳。

　　有一天，父亲挑了一担水回来，噔噔噔，很轻松地跨上了三级台阶，到第四级时，他的脚抬得很高，仿佛是在跨一道门槛，踩下去的时候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硌，他停顿了一下，才提后脚。那根很老的毛竹扁担受了震动，便“嘎叽”地惨叫了一声，父亲身子晃一晃，水便泼了一些在台阶上。我连忙去抢父亲的担子，他却很粗暴地一把推开我：不要你凑热闹，我连一担水都挑不动吗!我只好让在一边，看父亲把水挑进厨房里去。厨房里又传出一声扁担沉重的叫声，我和母亲都惊了惊，但我们都尽力保持平静。等父亲从厨房出来，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很像一块青石板。父亲说他的腰闪了，要母亲为他治治。母亲懂土方，用根针放火上烧一烧，在父亲闪腰的部位刺九个洞，每个洞都刺出鲜红的血，然后拿出舀米的竹筒，点个火在筒内过一下，啪一声拍在那九个血孔上。第二天早晨，母亲拔下了那个竹筒，于是，从父亲的腰里流出好大一摊污黑的血。

　　这以后，我就不敢再让父亲挑水。挑水由我包了。父亲闲着没什么事可干，又觉得很烦躁。以前他可以在青石台阶上坐几个小时，自那次腰闪了之后，似乎失去了这个兴趣，也不愿找别人聊聊，也很少跨出我们家的台阶。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

　　我就陪父亲在门槛上休息一会儿，他那颗很倔的头颅埋在膝盖里半晌都没动，那极短的发，似刚收割过的庄稼茬，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

　　好久之后，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是问我：这人怎么了?

　　怎么了呢，父亲老了。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很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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