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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我的姐姐张爱玲》是由张子静编写，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一本书籍。主要介绍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先生，以亲历亲闻的特殊身份，回忆姐姐张爱玲的家庭、生活经历和所接触的人和事。同一个秋千架上的童年，截然两种的人生旅途，张爱玲唯一的弟弟回忆姐弟身世，家庭变故，人世沧桑……
内容梗概：
姐姐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得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姐姐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姐姐走了，我也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无解之谜。(张子静)
想起张爱玲，总是想起钻石。因为张爱玲的光芒，是一种钻石的光芒。钻石棱角分明，也最耀眼迷离、最昂贵稀有，也最夺人魂魄。张爱玲无须佩戴钻石，她本身就是一粒钻石……一粒钻石超越了政治魔障，穿越了时光隧道，在写过《封锁》也被封锁过的中国大地，再度熠熠生辉……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她的钻石光芒，我看到的，是那地层之下的无尽煎熬。(季季)
《我的姐姐张爱玲》节选：
我的姐姐天资比我优厚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经+(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五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我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此后十多年，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又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我父亲的家。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昕到父母的争吵，面对他们的恩怨分合。我们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其间的波折和伤害，姐姐的感受比我更为深刻。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四岁，我三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本来过得很宽裕。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养姨太太、赌钱、吸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贪腐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这就和我父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说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分”;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
姐姐早慧，观察敏锐，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勾心斗角，她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向姐姐约稿被拒始末
我第一次写《我的姐姐张爱玲》，是在1944年。当时张爱玲走红上海滩，做弟弟的我当然与有荣焉。不知情的人或许以为：我在《飙》的创刊号发表那篇千余字的短文，是否有“卖姐求荣”之嫌?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1943年秋的一天，我在光华中学的同班同学邵光定约我去他家，和几个久未见面的同学聊天。当时上海是“孤岛时期”，大家心情都很苦闷，左一声叹气，右一声也是叹气。后来谈到了文学和一些常看的杂志，有一位同学就说：“别人可以办杂志，我们何不也试试?”一个同学说，他有办法接洽购买纸张;另一个同学说，他有办法接洽印刷所;还有一个同学说，他可以介绍我们去和当局打交道，拿到发行执照。最后大家公推邵光定当发行人，我找了张信锦来当编辑，就这样决定了合办一个刊物。
我们决定刊物的名称叫《飙》——在那个苦闷的年代，希望《飙》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还决定封面的颜色第一期用红色，第二期用深蓝色。记得当时约到的名家稿件有唐驶、麦耶(即董乐山)、施济美等人。但张信锦说：“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和邵光定一起去找我姐姐约稿。
还没走到爱丁顿公寓我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稳当。一来我姐姐的个性一向不爱见陌生人;二来她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向她约稿的著名报刊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如果她当面拒绝，会让我的朋友当面难堪下不了台。于是，我请邵光定在外面等，我一人上楼去找她。她正在赶稿子，见了我一脸错愕。
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
我从小在姐姐面前吃她排揎也习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下楼把结果告诉邵光定，两人都难掩失望之情，沮丧地回去找张信锦商量。张还是希望把特稿的焦点对准张爱玲，他说：“那么这样吧，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他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我担心姐姐看了会不会不高兴，而在报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呢?张信锦说：“不会吧?一来你是他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我于是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这篇1400字的短文。我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做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大伙怎样挽留也没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车夫把车子开到目的地，她下车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让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书，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比较还是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Samerset+Maugham+(英国小说家、《人性枷锁》作者毛姆)写的东西她顶爱看。李涵秋的《广陵潮》，天虚我生的《泪珠缘》，她也很喜欢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Samerset+Maugham的影响很多，但我认为上述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姐姐真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我的姐姐张爱玲》1944年10月在《飙》创刊号发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无国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图、文合作。杂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去给姐姐，她看了我的“处女作”，并没有表示不悦，我才放了心。
“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
这样的性格，加上我们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种种挫击，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耽溺。写作不止是姐姐谋生的技能，更是她走出封闭心灵，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重要方式。
我一直以阅读的方式来了解姐姐。一般的读者读她的作品，大多欣赏她说的故事，她流利的文字和独特的写作技巧。我读她的作品，则在欣赏之外还旁观她心灵的变化——如她所说：“要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她为自己的文章辩白，她的稿费风波，《传奇》出版的畅销，改编《倾城之恋》为舞台剧上演……这些都是在文字里看得见的，但她和胡兰成恋爱、结婚这件事，我竟没能“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
姐姐与胡兰成相识，是在1943年12月。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11月号《天地月刊》上读到姐姐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的地址，就去登门求见。当天未蒙姐姐接见，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到了1944年8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他们就秘密结婚了。
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并发表的那段期间，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只是当时我未能从那些溢美之词中读出弦外之音。胡兰成在文章中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心明眼亮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
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读她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有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起饶恕了他们，并抚爱那受委屈的。……因为她倔强，认真，所以她不会跌倒，而看见了人们怎样跌倒。”
胡兰成当时官拜汪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他能言善道，笔底生花，姐姐与他认识后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讳他的“汉奸”身份。姐姐聪明一世，爱情上却沉迷一时。这段婚姻没给她安稳、幸福，后来且是一连串深深的伤害。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
傅雷化名“迅雨”批评张爱玲
1944年，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5月号发表了“迅雨”写的《论张爱玲的小说》。7月，姐姐中断了正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并在《新东方》杂志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对迅雨的批评予以回应，虽未指名道姓，正面交锋，但她闲闲几笔，意在言外，让人们认识了她“四两拨千斤”的本事。
迅雨的文章一开头就将《金锁记》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迅雨指出姐姐在《金锁记》里塑造的曹七巧，“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曾减少圣洁”;“最初她把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锁住了自己”。他认为在曹七巧身上，姐姐最成功的就是对“情欲”的掌控。他还赞扬姐姐的“心理分析”：“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而像电影手法一样巧妙转调的“节略法”，以及“新旧文字的揉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形塑的“色彩鲜明”的风格，也是迅雨推崇的。
然后迅雨笔锋一转，指出《倾城之恋》“华彩胜过了骨干”，而“长长短短之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upon+a+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
迅雨是看了连续四期的《连环套》，忍不住写了这篇批评。他认为：“《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的笔，不知不觉走上纯粹趣味性的路。”迅雨说：“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重复他自己。……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我不责备作家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
迅雨全文的结尾只有两行：“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段结语对我姐姐的刺激最大。她立即决定要出第一本小说集，书名就叫《传奇》。在交给《杂志》社出版时，姐姐还特别写了这句前言：“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传奇》出版后畅销一时(4天即再版)，算是对迅雨结语最直接、最有力的答复。
同时，姐姐也以4500字的《自己的文章》，回应迅雨的批评。这是我姐姐一生所写的一篇最长的、阐扬她创作理念的文章，她的开头非常平淡，像是在与读者闲话家常，语气沉稳内敛，态度不过高也不过低，而且前后对照，有着创作者的自省：“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我喜欢素朴……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是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
接下来姐姐对于《连环套》处理不合理的现代婚姻制度和姘居生活的过程，作了一些自我合理化的答辩。但她的结尾非常谦逊：“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姐姐虽然对迅雨的批评不尽同意，但对他的立论严谨、态度宽厚，也不禁暗自折服。1952年姐姐再去香港后，结识了宋淇(林以亮)夫妇，从宋淇口中，姐姐才知道“迅雨”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傅雷。
宋淇1976年在香港发表《私语张爱玲》中说：“爱玲听后的反应是惊讶。……傅雷终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爱玲作品的爱之深与责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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