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曾祺散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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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阅读对汪曾祺散文的评价,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对汪曾祺散文的评价【1】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2000年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5页+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对汪曾祺散文的评价【2】

  知道汪曾祺,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多次看过以至十分熟悉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因为他是主要编剧之一。后来读他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感觉出作者用笔的功力,越读越如同品喝香茶、名酒,久而其味更甘、更浓。今年的山西省中考语文试题现代文阅读选了他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并据此为话题作文。虽然考试为选拔性的,但是读好文章、写感兴趣的话题,应该是受大家欢迎的。从反馈回来的情况也是这样。

  读了这篇名为《五味》的文章,也许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原来生活中的琐细也能写成文章。是的,不仅能写,而且还能写得有滋有味,妙趣横生。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关注。我们说一位作家的文章好,好在什么地方?一是他对生活的体验、认识深刻,是我们所没有意识到的,再就是他写出了大家心里想到了,但却没有说出来的认识、道理和体会。就拿对五味的爱好来说,山西人爱吃醋,四川、湖南、湖北人爱吃辣,广东人爱吃甜,……我们都知道,而且有不少或曰“细节”的小故事,比如,“山西老乡爱喝醋,缴枪不缴醋葫芦”啦;火车一开入娘子关,响声就变成“喝醋”“喝醋”啦。等等。谁也没想到它们能成为写文章的素材。看起来,对生活的热爱,应该包括它的方方面面,自然+“吃”也是一项重要的方面,“民以食为天”,很是有道理的。今年秋季选入高中语文第一册的一篇文章──《胡同文化》,也是汪曾祺写的散文,里面就提到了北京人的吃饭,如同本篇所写到的北京人爱吃“虾米皮熬白菜”的习惯,还写到“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不同的是,本篇所写是说人们对食物的习惯,而《胡同文化》中,则是把这种习惯与北京人的心理,实际上是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进行分析的。对身边事物进行理性的、文化的分析,是必要的。但是,对生活积累后,精心选择细节,合理组织成文,再运用具有感染力的语言,同样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就像本篇文章。

  再回到山西人的喜欢吃醋的问题,汪曾祺在文章的开头就以一个有趣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但是作为山西人,我们想一想,山西人的吃醋究竟是缘于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山西人喜爱吃面食,用醋调味,才更突出其美味呢?如同南方人的吃辣是因为气候潮热,辣有驱湿的作用一样;再就是山西五谷杂粮丰富,特别是晋北一带盛产高粱,用来做醋是很好的原料。这是地域方面的优势;再一点大概就是习惯的作用了。生于兹,长于兹,老乡每年要做一大缸醋,每家饭桌上顿顿离不开醋壶,吃面要有醋提味,炒肉要用醋去腥。到饭店吃饭,将空碗碟倒点醋涮涮,等于消了毒。家里有人感冒,怕传染别人,锅里放点醋,在火上熬熬,等于空气中杀了菌。还有多吃醋可以美容,常吃醋能软化血管,洗头发加点醋可使头发柔软亮泽等等。吃醋、用醋简直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久而久之习惯养成,自然山西人是离不开醋的了。这种习惯,在山西算不了什么,但外地人看来,就成了新鲜事了。

  对汪曾祺散文的评价【3】

  汪曾祺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没有写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他在文坛上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有人可能以为他是个年轻作家,错了,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沈从文的高足。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汪曾祺就在沈从文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建国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划为“右派”,60年代初写了几个短篇;此后又是很长时间的“静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喷”,陆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说来也怪,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汪曾祺在文坛上的遭遇似乎也师承沈从文。沈从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说和散文蜚声文坛,建国后,他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饰,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红文坛,一版再版,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对此,沈从文戏称自己是文坛上的“出土文物”。这样看,汪曾祺又何尝不是文坛上的一个“出土文物”呢?

  我对汪曾祺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与样板戏的关系。1962年,汪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文革期间,他便开始了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家喻户晓、万口传唱的京剧《沙家浜》便是由他参与改编、定稿的。文革期间,“横扫”的风暴遍及全国,一个摘帽右派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经困惑过,后来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赏识汪,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才使汪曾祺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样板戏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样,对样板戏深恶痛绝。

  是汪的才华和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阅读和走近汪曾祺。由此知道了原来关注和欣赏汪曾祺的绝不在少数,无论专家或读者对汪都非常喜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纪经典60家”文学丛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还请专家和读者对所选的60家文学大师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畅销不衰,我在这里不想、也无力对汪的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探讨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语言,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苦心经营的结构,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如话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总的说来是平和的、冲淡的、生动的、亲切的,鲜活的、生活化的、口语化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化用一些成语、诗词和典故。初读汪的作品,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冲击,但他的语言有一种悠远的意蕴,合上书以后,却能让你回味,让你感动。你等不及了吧,来,先开一下胃口——

  (表姐们)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爬到海棠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唉,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诺,唉,对了对了”。(《花园》)

  多么传神,多么生动!一群雀儿般唧唧喳喳的少女们在树下要花的神情、语气,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再来品品下面的语句——

  听,瞿瞿瞿瞿,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螺螺藤拉手,扑,追着扑。(《花园》)

  一个孩子从听到蛐蛐的叫声,到用尽办法把它掏出来,再全神贯注地去捕捉,写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齐)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老舍先生》)

  白石老人的节俭、慈祥,孩子们略带撒娇的请求,老少间的亲情、对话,就这样极为生动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难闻死人。(《花园》)

  语含孩子气,甚至女孩子气,是鲜活的,完全口语化的语言。

  汪老的语言有时用笔极简,寥寥几字就能表现出极为丰富复杂的含义。

  故乡的鸟啊。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花园》)

  “故乡的鸟啊”一句独立成段,表达很模糊,似乎不完整,不清晰。但读了这样的句子,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感动,它包含着多么复杂、多么细密的感情!能揣摩出作者对故乡风物的眷恋,对美好童年生活的赞美和向往,对失去的童年岁月的追忆和感伤。这是个无主句,但比“我怀念故乡的鸟”这样的句子所表述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情感要复杂得多。它也不是一个感叹句,用一个平平常常的句号收结了句子。若换成感叹句后,会发现效果反不如这样淡淡的语气,它除了有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隐隐的无奈。再结合《胡同文化》的语言和风格,会发现作者真是个语言大师,一个抒情高手,许多感情都是若隐若现,乍吐还收。一番玩味后,满口噙香,余味无穷。

  文革期间的一个春节,汪曾祺的儿子冒着极大风险,把当时正受到林彪迫害的一个空军军官的儿子带回家来过年。汪很是担心,就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就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从儿子的泪水中,汪曾祺一瞬间读懂了儿子的委屈。这中间省去了多少复杂的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不仅省悟到对儿子和同学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儿子的感情不够尊重,也无情地批判了自己怕担干系的庸俗和自私。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归于一句。右派是人当的吗?全国50多万右派,有多少人魂断冤屈,有多少人梦涕阑干!不堪回首的岁月,怎么会三生有幸?是反语?是讥刺?是玩世不恭?是俏语含悲?真的不可捉摸。我生也有幸,躲过了右派的年代,但读了这样的句子,仍不免喉欲哽,鼻欲酸,泣欲下,心欲碎。汪老是个好用反语的人么?非也。我读了汪老的许多文章,他很少用反语。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百思不得其解。

  简约是汪曾祺的语言的全部特点吗?肯定不是。有时候他的语言又会很繁,而且繁的可以,繁的传神!

  (葡萄)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月令》)

  沈先生(从文)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两句中画线的部分都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惟其如此,才可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意思,也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重视从生活中吸收语言的营养,让自己的语言鲜活、生动,生活化、口语化。如果把前一句改成“只要它一长出来就把它给掐了”,后一句改成“我看了他两眼”,意思好像没有变化,但语言的色彩上、感觉上、表达的效果上就差得远了。作者对语言的运用出神入化,不露痕迹,好像漫不经心,信手拈来;但出手不凡,让人叹为观止。“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对语言不经过长时间的锤炼,不是语感特好的人,是不会有这样好的语言的。

  以上两句虽然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但看上去语言还不是很“繁”。一起看一段不厌其“繁”的语言:

  汽车转过一个山头,一车的人都叫了起来,“哈”!赛里木湖,真蓝!……真蓝!

  下车待了一会,我心里一直惊呼着:真蓝!(赛里木湖)蓝得奇怪,蓝得不近情理。……湖色略有深浅,然而一望皆蓝。

  上了车,车沿湖岸走了20多分钟。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一句:真蓝。远看像一湖纯蓝墨水。

  赛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简直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真蓝。我顾不上有别的感觉,只有一个感觉——蓝。(《天山行色》)

  一气呵成,畅快淋漓!非躲在书屋中闭门造车者可为。你嫌行文啰嗦吗?如果你没有到过赛里木湖,如果你没有汪曾祺的襟怀和性情,如果你不具备汪老的才华和文笔,你可能会觉得啰嗦,而且啰嗦之至!但如果一切“如果”都成了真实,你还会有这种感觉吗?读了这样一大段盛赞赛里木湖水的蓝以后,我不禁击节赞叹,大呼过瘾!如暑天里一口气喝了两大瓢井拔凉,直凉透心里,沁彻心肺!

  汪老还有些语言是很形象的,略举几例以供欣赏:

  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昆明的雨》)

  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的溜圆。(《昆明的雨》)

  这里的比喻和类比都非常贴切、新颖、生动、形象,出人意表又很难替代。何为干巴菌?一般人不知道。如果仅去形容,不易模拟得之,必须通过恰当的比喻,才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它。

  汪老的语言,除了以上谈到的几点外,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文学性。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的作家,他的语言肯定会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有些词语经他一用,竟别开生面,意味无穷。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饭碗,几口就喝了。未及终席,他就奔赴厕所,飞流直下起来。(《草木春秋》)

  画线句,显然套用了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但用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却让人“悠然心会,妙处难于君说”。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翠湖心影》)

  汪老对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寻常的景,寻常的人,到了汪老的眼中就有了不寻常的意境,皆可入诗,入画。让人联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适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又读〈边城〉》)

  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语言分为三个时期,通过细致的比较,用一个新颖、形象、别致的比喻,概括其特点,而且这个比喻又是个非同寻常的比喻,是通感。对语言的感觉,居然可以用味觉来形容,真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有异曲同工之妙。

  汪老的很多散文后面都附有小诗或题词,汪老的诗和题词我读得不多,但我所看到的几首(副),觉得都是精品。

  这他在自己画的一幅“冬日菊花”上题的诗: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这是他给张抗抗画的“牡丹图”上题的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

  这是他赠恩师沈从文诗中的两句: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是他为武夷山一招待所的题词: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如梦清。

  这是他在云南大理写的一副对子:苍山负,洱海流云。

  够了,透过这些诗或题词,可见汪老语言功底的扎实。即使拿到现代诗坛上任何一位诗人面前,也毫不逊色。

  好了,要和读者们说再见了。汪老是一代宗师,笔者阅读不广,能力有限,很难将汪老的语言风格和特点,一一向读者梳理出来,赏析到位。只是由于对汪老的喜爱,才斗胆写了这样一片文章,望读者见谅。末了,试用汪老似的语言来做个结吧——

  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掩卷长思,戚然动容,其人已殁,余韵犹存。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这样的一个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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